人间 | 进村分垃圾第4年,大家好奇她怎么还没走

人间 | 进村分垃圾第4年,大家好奇她怎么还没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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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2021-2-19

人间 | 进村分垃圾第4年,大家好奇她怎么还没走

2021-02-19 10:31:57 网易人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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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西上饶车站,随处能看见“创国家卫生城市,建大美健康上饶”“垃圾不落地,上饶更美丽”等标语,街道也确实如洗过一般干净。

我走出车站,扬手拦下一辆出租,准备到东阳乡政府接上陈立雯。那天,她戴了一对银色耳环,素面朝天,一头短发显得干净利落。车子行至203县道(浙江和江西交界处)时,她突然指向窗外:“当你看到每家每户门口,有1个黄色和1个绿色的垃圾桶,就到东阳乡了。”

东阳乡一户人家门前,摆着一黄一绿2个垃圾桶。(张若水\摄) 东阳乡一户人家门前,摆着一黄一绿2个垃圾桶。(张若水\摄)

3年多前,陈立雯留学回国,创办了环保组织“零废弃村落”,先后去过河北、广东、浙江等地的农村,推广垃圾分类。2018年年末,东阳乡成为第6个农村试点。

进村分垃圾,过程并不容易。人们常说:城市都还没做,为什么要到农村分垃圾?陈立雯却很笃定,“问题已经很严峻了,分什么城市和农村啊,只是地域的不同”。

1

2019年5月,一场垃圾分类动员会,在田青铺村村委前举行。台下齐刷刷坐满了男女老少,他们好奇地探头,望着台上的黄绿垃圾桶。

驻村的东阳乡武装部部长刘潇拿起话筒,提问道:“你们去上饶怎么去啊?”

底下有人说:“我开车去。”还有人说:“我坐车去。”

“那要不要花钱呀?”刘部长又问。

“要花钱!”底下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你知道吗,”刘部长说,“我们的垃圾也是坐着车去上饶的,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垃圾分类,这样的话,我们的垃圾就不需要坐着车,花那么多钱去上饶了。”

底下哄笑一片。

东阳乡标语(张若水\摄) 东阳乡标语(张若水\摄)

田青铺村是东阳乡第11个启动垃圾分类的村子。在此之前,包括田青铺在内的乡民们,几乎没有“垃圾处理”意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垃圾是被随意丢弃在房前屋后的,一到雨天,河道便形成一块块“塑料垃圾岛”。

2014年,乡里尝试过将垃圾集中焚烧,每两个村子之间建起一座焚烧炉,后来,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来了,说要“淘汰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焚烧处理方式”。焚烧炉又被逐一拆除,无处安放的垃圾,开始送往60公里外的上饶市填埋场。直到近年,市填埋场的容量逼临上限,负责人告诉东阳乡乡委,“你们的垃圾再拉过来,我们就不收了,收不下”。

陈立雯团队的到来打破了僵局。2018年9月10号,在河北保定党校,陈立雯和“零废弃村落”受邀分享垃圾分类经验。教室里坐了上饶市12个县市区主管环境卫生的领导,听完陈立雯的介绍,3个县区的领导举了手,都想邀请她去指导垃圾分类。其中一位叫陈国健,是上饶市广丰区农业农村部时任部长。

“你看能不能找一个乡镇,我们锁定一个?”陈立雯问。几乎没有犹豫,陈部长说,你来东阳乡吧。

东阳乡位于江西省最东边,至今仍保留了很多特色古建筑。(张若水\摄) 东阳乡位于江西省最东边,至今仍保留了很多特色古建筑。(张若水\摄)

2

在东阳乡,提起陈立雯,人们更习惯称她“陈老师”。

在大家印象中,陈老师是“海归双硕士,从北京来的”。到东阳乡后,她才搞清楚南北土地的差异——在她河北老家,霜冻期过后,就不能种东西了,可东阳乡一年四季都能种出东西来;口味清淡的她,自从来到江西之后,也渐渐能吃辣了,当然,她最爱的还是面食——作为一个地道北方人,如果一天没吃面食,她绝对会浑身难受。

工作中的陈立雯(张若水\摄) 工作中的陈立雯(张若水\摄)

陈立雯来自河北沧州一个名叫“西蔡”的平原乡村。她从小看着父母侍弄土地,看着粮食生长,后来她坚定认为,正是这些贴近土地的记忆,促使她走上了环保之路。

从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那年,陈立雯并未如父亲所愿去当一名英语老师,也拒绝了广东某大学的面试邀请,而是去了一家名为“北京地球村”的环保组织工作。

2006年春节是影响她职业选择的重要转折点,她在电视上看到访谈节目《天下女人》,节目里,“北京地球村”的创始人廖晓义分享了中国的环境问题,陈立雯深受震撼,研一的寒假,她开始查资料,自学环保知识,做志愿者。

初时,她的梦想是做生态保护,去热带雨林或者草原。2009年成为全职环保人后,想法变了。在 “北京地球村”期间,她组织过大量公众讲座,有时带大家去观鸟、认植物,有时带大家去看垃圾处理现场——那里几十米高的混合垃圾堆成山,令人触目惊心。陈立雯几乎每年都会去北京阿苏卫参观,那是北京北部最大的垃圾处理基地,每天会有3000多吨垃圾倾倒于此,隔年再来,填埋堆体会肉眼可见地变高。

在垃圾中转站检查分类工作(张若水\摄) 在垃圾中转站检查分类工作(张若水\摄)

2016年,陈立雯去了地处北京海淀区和门头沟区交界的大工村焚烧厂,1小时的参观过程中,垃圾的恶臭让她头疼恶心。她走访过全国近30个垃圾焚烧厂,知道这种味道应该是混合垃圾在暂存池发酵时产生的异味。那天离开的路上,她碰上一名工人,对方告诉她,“今天还算好点的了”。

更令陈立雯忧心的,是垃圾焚烧衍生的二次公害。炉渣、飞灰、废水、废气,将会进入空气和水,最终携带大量致癌物和重金属,抵达人体。2010年,江苏海安县发生了中国第一起垃圾焚烧致病案,村民谢勇的家距离焚烧厂只有190米,他的儿子谢永康在2008年出生后,很快被诊断为脑瘫。陈立雯向海安县环保部门申请了信息公开,对方却觉得她在胡搅蛮缠。之后几年,她干预过的10多个案例,都无一讨到说法。

奥运会之后的2009年,新一轮垃圾分类开始了。北京东西城区配置了专用厨余运输车,陈立雯以为,垃圾分类要来了。直到第二年,她去大屯垃圾转运站调研,才得知这里的垃圾还都是混着的。

路过一户人家,陈立雯掀开垃圾桶,检查垃圾分类情况。(张若水\摄) 路过一户人家,陈立雯掀开垃圾桶,检查垃圾分类情况。(张若水\摄)

期待的垃圾分类一直没有到来,在环保领域工作的第7个年头,陈立雯离开一线,先后去了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、美国南加州大学,研究中国垃圾分类和回收史。期间,她开始思考农村垃圾分类的可能性。人们常说:城市都还没做,为什么要到农村分垃圾?陈立雯却不这么认为,“问题已经很严峻了,分什么城市和农村啊,只是地域的不同”。

她一一列出搞农村垃圾分类的理由:首先,农村有土地,垃圾分类后,占垃圾总量50%的可腐烂垃圾,能就地堆肥,实现循环;加上农村是熟人社会,能挨家挨户上门宣传,在村委的长期监督下,村民培养起来的分类习惯,也许能保持得更久。

更重要的是,多年的调研告诉她,但凡有垃圾焚烧厂的地方,垃圾分类几乎都停留在形式上,焚烧厂一旦建起,出于经济考虑,只会要求垃圾增量。反观大部分中国农村,在垃圾管理上,还是一片空白,这些还没被“烧”到的地方,也许还有“做事情”的空间。

这样想着,2017年夏天回国后,陈立雯一头扎进了农村,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试验。

从2012年开始,每次回老家,陈立雯都会将家中厨余,堆肥回田。(受访者供图) 从2012年开始,每次回老家,陈立雯都会将家中厨余,堆肥回田。(受访者供图)

3

“哇,这个地方空气太好了。”到东阳乡的第一天,陈立雯立刻被新鲜的空气震撼。

东阳乡位于上饶市最东边,是江西省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。放目望去,山岚青翠,溪水潺潺。尤其是被评为“美丽乡村”的龙溪村,还延续着天然的生活方式——走在乡道上,能看到河间嬉戏的鸳鸯,和赶着成群鸭子的老人。

这样的村貌,无疑是东阳乡的优势,相比其他农村,这里已经有垃圾收运体系(指统一收集、运输、填埋),房前屋后,不见陈年垃圾。然而,要想真正实现垃圾分类,依旧困难重重。

龙溪村的小桥流水,赶鸭人家。(张若水\摄) 龙溪村的小桥流水,赶鸭人家。(张若水\摄)

12月初,天上飘了雪。陈立雯穿上一条羽绒裤进村调研。一路上,看到的情况让她隐隐担忧:“这边的路弯弯绕绕的,地势还特别高,收垃圾的车根本进不去,垃圾怎么收?”

同样的问题,她在河北南峪村也遇到过。当时收垃圾的是台电三轮,上坡时马力不足,兴许,换上一台“大力神”牌汽油三轮摩托,问题才能解决。然而,“大力神”售价6400块,那几年,村委忙于发展和修路,拿不出一分钱。情急之下,陈立雯想,“要不找大力神厂家,或者代言大力神的歌手阿宝捐一辆?”后来发现,既找不到他们的网站,也不可能联系上阿宝。最后,钱还是她和团队自己掏的。

好在这回,龙溪村的收运人员灵光一现,想出了办法:收垃圾时,他们带上2个小桶,碰到车进不去的地方,就提桶走到村民家,接过垃圾,再往外倒。

2018年12月中旬,龙溪村一处山脚下,建起了一座50来平米的堆肥场,考虑到江南多雨,上面还搭了防水顶棚。

在农村分垃圾,陈立雯遵循“干湿分离”的原则:黄桶收集塑料、烟头、卫生纸等“干垃圾”,绿桶收集果皮、菜叶和剩菜等“湿垃圾”。每隔一天,骑着三轮车的收运人员会定时出现,黄桶的“干垃圾”,由清运车送往上饶,填埋处理;绿桶的“湿垃圾”,则送到村里的堆肥场,经过4次翻堆,1个月左右,腐熟成肥,变成土地的颜色,老百姓需要,可以来挑。

龙溪村的堆肥场(张若水\摄) 龙溪村的堆肥场(张若水\摄)

正式动员是在12月16号,地点是龙溪村的祝氏祠堂。村民得知村里请吃酒席,还能免费领2个垃圾桶,家家户户都派了代表到场。祠堂里,整齐地码放着一排排小桶,村民们看到,桶身和桶盖上,都用马克笔,写上了自家的名字。这是村委在陈立雯的指导下写的——在老家推广垃圾分类时,父亲曾教给她这个方法,“桶上写了自己的名字,村民对垃圾分类会更上心,而且一拍照,就能知道是哪一户没分好”。

写有村民姓名的垃圾桶(张若水\摄) 写有村民姓名的垃圾桶(张若水\摄)

动员大会前还有一个重要步骤:撤“大桶”。公用的大垃圾桶,24小时都能投放垃圾,无从监管,如果不撤走,村民们肯定不会用2个小桶,在家里也就不会分类。这是陈立雯曾在南峪村得出的经验。

于是,一夜间,街边的大垃圾桶被全部撤走,取而代之的,是一黄一绿两只小桶。最初,这么做引来了一些不满,有人拿着新的小桶,语气愤怒:“哎,你快把我们那个大桶弄回来,这么小,怎么丢垃圾呀?”

陈立雯解释:“我在别的地方试过,小桶完全没有问题。”对方还是不买账:“你赶紧把大桶弄回来。”这个情况,她在北方还没碰到过,“这个地方的老百姓还是蛮厉害的”。直到后来,村民们发现小桶也能丢垃圾,反对的声音才渐渐少了。

曾经的垃圾投放点,如今已撤掉公共垃圾桶。(张若水\摄) 曾经的垃圾投放点,如今已撤掉公共垃圾桶。(张若水\摄)

类似的抗拒和不理解还有很多。一次,陈立雯跟着村委到龙溪村上户检查。有户人家一看见检查队伍来,就急急把门带上:“你不要跟我讲,我家里面有个老人要照顾,我很忙,我没有时间做垃圾分类。”村委上过几次门,但无论如何,都做不动他的工作。

碰到这样的钉子户,陈立雯建议村干部:你就放过好了,不要跟他较劲。几年下来,她已经习惯了应对困境,被拒之门外,不过是家常便饭。

钉子户毕竟是少数。两周过后,大多数村民都学会了正确分类:猪能吃的,扔进绿桶,猪不能吃的,扔进黄桶。每次去堆肥场,陈立雯都会碰见几个过来担肥的老人,从一位老人口中得知,他种了很多菜。

东阳乡仍有不少人家在种地。(张若水\摄) 东阳乡仍有不少人家在种地。(张若水\摄)

2019年3月22日,垃圾分类来到第4个村庄,湖口村。动员会当天,陈立雯特别提到最近的新发明:“在之前的村子,如果垃圾分错了,大家要用手去捡,就有点脏。”说着,她垃圾桶里抽出1只竹夹子:“用这个,就可以把果皮里的餐巾纸和塑料袋夹起来,环保又实用。”

夹子是竹篾做的,东阳乡有连绵的竹林,老人们用削下来的竹篾,做成手工制品,陈立雯觉得,这是替代塑料的好材料,最近,她打算把垃圾桶也换成竹制的,“因为垃圾桶本身也是塑料,需要慢慢地解决这个问题”。从更大的愿景看,她的目标是100%,实现“零废弃”。

管村中学的教室,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投放点,其中就有竹制的回收桶。(张若水\摄) 管村中学的教室,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投放点,其中就有竹制的回收桶。(张若水\摄)

我到东阳乡采访陈立雯时,垃圾分类已经在12个村全部推开。从上户检查的结果看,9成的村民都能做到正确分类。如今,东阳乡每天送往上饶的垃圾,从原来的9吨减到了4吨,每年节省下来的清运费用,达到40万。

这天,村民祝阿婆送给陈立雯一袋自家种的红薯。(张若水\摄) 这天,村民祝阿婆送给陈立雯一袋自家种的红薯。(张若水\摄)

试验初有成效,村民们不像一开始那样抗拒了,很多人跟陈立雯说,“这个事情就应该这样做,挺好的,越来越干净”。

然而,陈立雯心里很清楚,东阳乡要面临的真正难题,才刚刚开始。

4

2019年10月20日,陈立雯套上朋友送的二手夹克,挎上帆布袋,去广场等候前来学习东阳乡垃圾分类经验的外省领导。自从东阳乡试点建立后,不断有人前来取经,尤其是在2019年,上海的垃圾分类引起了全国热,从各地来的人一波接一波。

一辆商务车停在广场前,4个男人陆续下车,逐一上前和陈立雯握手。最后一个下车的较年轻的男人,快步流星地举起手机拍照。

陈立雯走在前面,一边引路,一边介绍起东阳乡的情况。她提议去堆肥场看看。10分钟后,车子停下。一行人陆续下了车,向堆肥场走去。堆肥场里,两个堆体已经变黑,另外一个颜色还很新鲜。陈立雯指着不同颜色的堆体,介绍起堆肥场的管理情况。较年轻的男人,依旧前前后后跑着,选择最佳的位置,举起手机拍照。

陈立雯给前来取经的领导介绍垃圾分类知识。(张若水\摄) 陈立雯给前来取经的领导介绍垃圾分类知识。(张若水\摄)

参观了一圈后,领导们又上了车。商务车行驶在去往管村的公路上,道路两旁的青山、田地里耕作的农民、吃草的羊群往后倒退。一个领导似乎还在消化堆肥场的知识,另一个领导打破了沉默,问陈立雯:“你觉得农村搞垃圾分类最难做的工作是什么?是村委还是老百姓?”

陈立雯给司机指了指路,紧跟着解答领导的疑惑:“村委呀。垃圾分类的障碍向来不在老百姓。”说完,她笑了起来。

这个结论,源于她多年的实践经验,至今,她还记得那次惨痛的教训。

2018年10月,陈立雯回到老家西蔡村准备推行垃圾分类。有了之前3个村子的经验,她满怀信心,觉得家乡“可以做了”。另一个强烈驱动是,离家近20年,她坚定而迫切,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。

西蔡村所在的献县,从2018年才开始农村环境整治,然而问题早就出现了——千禧年前后,陈立雯离家外出上大学,与此同时,村里的机械化程度不断加快,年轻人开始脱离农业种植,外出务工。一些村民家里不再养猪、牛、鸡、鸭,泔水没了去处,有机肥没了来源,越来越多的食物需要到商店购买。村里原有的两个小卖部,扩大到2层楼,商品和城里的小型超市没什么两样。2005年前后,塑料袋、塑料瓶开始大量出现在货架上,大包小包的商品,都是人们用塑料袋拎回家的。

村子内外的坑洼处,渐渐成了“约定俗成”的垃圾倾倒地,等到2011年陈立雯回家时发现,儿时戏水的坑塘也成了垃圾堆。等到她要回家做垃圾分类那年,沿着村子走了一遍,村里的角角落落,早已塞满陈年垃圾。

西蔡村垃圾围村。(受访者供图) 西蔡村垃圾围村。(受访者供图)

在西蔡村,最初的“撤桶”很顺利,“因为我们都讲一样的方言,不需要讲普通话,也不需要担心被拒之门外”。两三周后,有50%的村民接受了垃圾分类,尤其是那些住在垃圾堆旁、深受其害多年的村民,分得特别好。

一位从小看着陈立雯长大的婶婶告诉她:“这是好事。”有时,村民们看见她挎着竹篮子去超市买东西,还会主动询问:“你的竹篮子在哪买的?我也要一个。”

这些令陈立雯备受鼓舞。

陈立雯与东阳乡一户人家闲聊。(张若水\摄) 陈立雯与东阳乡一户人家闲聊。(张若水\摄)

经历过最早南峪村的大包大揽后,她意识到,大多数村民很快就能养成分类的习惯,但要想保持下去,离不开基层政府的深度参与。在西蔡村,她从一开始就尝试让村委走上一线,然而,从始至终,都没有得到配合。

10月的一天,陈立雯和村委书记坐在客厅里,聊起了前期准备的进度。

“你看,桶也来了,车也来了,粉碎机也有了,其实堆肥的地方可以先建起来。”在那时一个新闻网站拍摄的纪录片视频里,我看到陈立雯小心翼翼,询问对方的意见。

书记点起一根烟,默默听着。听说要建堆肥场,他抓抓耳朵,问道:“你准备搭多大一片啊?”

“一亩肯定能够。”陈立雯说,接着,在桌子上比划起堆肥场的位置和布局。

书记望向窗外,又望回来,眼神直直望着陈立雯,又吸了一口烟。一个星期后,陈立雯走路来到村东头,一排高大的行道树下,用来建堆肥场的砖块,依旧散落在地上,几乎要风干了。

很多时候,她力不从心。垃圾分类正式启动后,她让村委书记做老百姓的工作,去喊喊大喇叭,对方拒绝,理由是,村里要扫黑除恶和扶贫,“没空儿”。一次跟车收垃圾时,收运人员漏掉了一趟街,陈立雯想把他喊回来:“这边也有,等一下。”对方充耳不闻。她愣在原地,望望那趟漏掉的街,又望望远去的三轮车,茫然无措。

垃圾分类在西蔡村(张若水\摄) 垃圾分类在西蔡村(张若水\摄)

调动不了村委,就只能自己动手。喊大喇叭、跟车收运、上户做宣传教育,这些事,都由陈立雯亲自操持。这个过程,带给她的并非成就感,而是挫败——过往的经验告诉她,光靠她和团队往前冲,没用。这情形,“相当于又回到第一个村”,在那里,垃圾分类在第3个月就出现了反复。

那天回到家,陈立雯在饭桌上,和团队复盘一天的工作,说:“接下来一周可能都会像今天这个样子。”言下之意,她想让大家做好打硬仗的准备。父亲陈连香是个热心人,一直帮女儿出谋划策,听陈立雯这么说,他提出意见:“你不说给他(好处),他就不给你分。”饭桌那头,陈立雯一下变了脸色,她神情严肃,纠正父亲:“你要搞清楚这个关系,不是他给我分。”

工作引发的父女矛盾越发频繁。垃圾桶发脱销了,陈立雯个人掏了600块钱,陈连香心疼,多说了两句,父女俩就吵起来了;有次,陈立雯要出差,陈连香想送她,她不让,害怕一开口,没准又要吵架。

“突然有一天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工作,他本来就不满意你做的事情,因此催生出很多的家庭矛盾。”事后回想起来,陈立雯心有余悸。那段时间,父亲几乎是被两种声音包围,一种声音说,“回来做这个事情挺好的,回馈家乡老百姓”,也有村民在私下说,“上了那么多学,做点什么不好”。

2019年4月,两只大垃圾桶重新出现在村南头,有人往里面倒混合垃圾了。陈立雯心一沉,找到垃圾收运企业质问:“为什么又出现这个问题?”对方的理由是:“大家乱丢垃圾。”两个月后,她再次回访,发现垃圾分类彻底失控——分好的、没分好的垃圾,到了收运人员这,都一股脑汇到了一起。对方告诉她,这是村委的意思,时值夏天,吃西瓜的季节,瓜皮水分多,不适合用来堆肥,村委大手一扬:不分了,混着收。

忍着内心的焦急,她尝试和乡政府、县级政府主管部门坐下来沟通,无果——自从想做垃圾分类的乡党委书记调走后,就没人管这事了。当时河北省环境厅的副厅长听了她做的电台节目,提出和她当面聊一聊。陈立雯满心欢喜,“天呀,也许有一个人从上而下,能够某种程度解决这个问题”。但聊过以后,也没了下文。

陈立雯镜头下的西蔡村。(受访者供图) 陈立雯镜头下的西蔡村。(受访者供图)

村里不管,收运企业不管,乡里也不管,面对这个结果,用陈立雯自己的话说,“比在别的地方更痛苦。”之后一段时间,她不愿出门见人,觉得对不住乡亲,“你会有种……哎呀天啊,特别难受,大家好像说,你看,你在家做这个事情成这个样子。”

她下定决心,终生不再回家乡做任何事。

如今,西蔡村的陈年垃圾,还在房前屋后淤积着,唯一的安慰是,之后的新垃圾不落地了,她和父亲也不再吵架。除了过年时去看看垃圾收运的情况,陈立雯不再参与什么。村里没人再提起垃圾分类,仿佛之前的一切,都没发生过。

5

离开西蔡村,陈立雯去深圳开了个会,之后便直奔东阳乡。这是“零废弃村落”第一次在乡镇一级展开尝试,陈立雯的目标比任何时候都坚定:“他们要学会管理,而不是你代替他来做这些事情。就像小孩学走路一样,否则,你让他们怎么独立呀?”

2019年整个上半年,东阳乡几乎都在下雨,雨水滴答滴答,特别冷,“屋外屋内一个温度,一直暖和不过来”。期间,12个村子一个接一个,开展了垃圾分类。

管村中学,学生用可循环使用的布袋装垃圾。(张若水\摄) 管村中学,学生用可循环使用的布袋装垃圾。(张若水\摄)

过去,陈立雯和不少基层政府打过交道,她发现,“不同地方的村委是有差异性的,长江以南的农村,环境治理比北方要超前一些”。

去浙江辅助垃圾分类执行时,她发现那里的基层人员敢于打破行政局限。一次,她在微信群里指出问题,没等群里的乡镇党委书记发话,主管人员就发表了自己的意见,这是她在其他省份没碰到过的。

跟宁波的乡镇合作时,她察觉到,他们工作效率很高,“你告诉他做什么,他就记在心里了”。但有钱的村子,也有有钱的问题——在浙江的乡镇,村委动辄就花300万买下一台并不实用的厨余垃圾处理机器;垃圾桶也是每年一换,“今年摆这样的桶,明年换那样的,做很多表面工作”——要知道,东阳乡的小垃圾桶,都用2年了。

对比其他乡镇,东阳乡的王青海书记,给了陈立雯信心。王青海学环保出身,找到陈立雯之前,曾经去浙江等地考察过垃圾分类的执行。在几次电话沟通中,他跟陈立雯表明了自己的想法。“第一是说从环保的角度,目前垃圾这样处理,是没有真正处理,只是把垃圾运走了;第二,还是有些压力,因为要不断迎接上面的检查,实际上没有办法一劳永逸;第三,他是真的想在这个领域(做点什么)。”陈立雯回忆起那次谈话时说。

龙溪村(张若水\摄) 龙溪村(张若水\摄)

在陈立雯的观察里,王书记实干、开明,称得上治理有道。垃圾分类前,他召齐村委开了个动员会,专门强调,这个工作是纳入到东阳乡的垃圾治理体系里的,必须完成。先行的村,会有经济和项目上的奖励。

起初,村委们对垃圾分类抱有怀疑,有人问王书记:“我能不能不做呀?”

针对他们的疑虑,王书记的解决办法也很直接——组织他们去了一趟上饶垃圾填埋场,“你们感受一下垃圾混合处理的臭味”。填埋场在上广公路边上,现场,200多辆垃圾车排成一列,足足排了2公里远。填埋堆体散发出的味道,就如同每一个街边垃圾桶,只不过,还要臭上千百倍。回来后,没人再抗拒垃圾分类的事了。

龙溪村是第一个开展垃圾分类的村子。起初,他们的策略是,花钱请督导员,监督家家户户的分类工作。但事实证明,村民并不买账,面对上户指导的工作人员,他们本能地抗拒:我不认识你,你凭什么管我?后来,村里换了两位女性村民做大家的工作,依旧争吵频频。“因为她们不是村委,村民还是不买账。”陈立雯说。

龙溪村街角,一个小型肉摊。(张若水\摄) 龙溪村街角,一个小型肉摊。(张若水\摄)

到了第2个试点清淤村,情况有所改变。清淤村是东阳乡最小的村子,只有200多农户,没有财力花钱雇人,村委管宝良主动举手:我自己来。

按照计划,村委需要连续工作2周,跟车收运、面对面纠正,直到村民形成分类习惯。管宝良则自发做了3周的工作,还自创了一套工作流程:5名村委,轮流值班,当值前先到自己管辖的片区查看垃圾分类情况。陈立雯感到欣慰——村委的能动性被激活了。

在一篇过往的报道里,管宝良也提到最初的困难:小桶发下去后,他去村民家检查,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大米;还有村民,觉得村委天天“上户”,吃饱了没事干。

遇上那些不太配合的村民,管宝良有自己的策略:“大不了我就天天来你们家,吃饭或者喝茶。反正多来几次、多聊聊天。”后来,村民看见村干部有事没事翻一下垃圾桶,还亲自动手,把分错的垃圾,从小桶里拣出来,也被带动起来了。目前,清淤村是东阳乡里,效果保持得最好的村子。

自从清淤村开了先河,后面的村子也都是村委亲力亲为,但结果有时天差地别。

在大门底村,村委的沟通办法更为强硬,面对村民,几乎是命令的口吻:“你要是分不好,你那个绿桶就别想要了,我给你收走。”这让陈立雯“蛮头疼的”,如今,大门底村恰恰是垃圾分类最糟糕的村子。

在陈立雯看来,村委没耐心,其实是没理解好垃圾分类的缘故。她想尽一切办法,争取做培训,协助他们解决问题。然而,走访了几次后,她发现,有些村子,连乡政府也“拿他没办法”:“村委知道,就是你东阳乡在搞,你又不能真把我怎样,不是说跟扶贫一样,做不好的话,乡政府会被约谈或备受牵连,从而村委也会受牵连。”

龙溪村的特色农业种植大棚(张若水\摄) 龙溪村的特色农业种植大棚(张若水\摄)

2020年10月21号,是东阳乡生活垃圾分类季度考核的日子。陈立雯套上红夹克,跟着乡委考核组12人出发了。一行人坐满了3辆车,先后来到后阳村、龙溪村、陈村,挨家挨户实地检查。

这样的考核,从2019年7月,垃圾分类进行到第3个村子时就开始了。陈立雯坦言,“在这个事情上,曾经出现过很多今天干、明天不干的事儿”,理想的情况是,建立一个监管机制,应对可能出现的坍塌风险。

陈立雯陪同村委考核垃圾分类情况。(张若水\摄) 陈立雯陪同村委考核垃圾分类情况。(张若水\摄)

每个季度,乡政府的考核组会到村里,随机暗访打分。各村的结果,将计入全年的考评成绩中,按照排名,会有相应的奖惩。村委和村民之间,也有一套监督机制,每个月,村委会上户走访,检查村民的分类情况,并通过每月红黑榜,公布各家的情况。

龙溪村的“清洁家庭”标志(张若水\摄) 龙溪村的“清洁家庭”标志(张若水\摄)

除了龙溪村还保留着祝氏宗祠、文昌阁等特色古建外,东阳乡其他村子和大多数中国农村无异,放眼望去,是越建越高的楼房。

考核组大步朝前走,偶尔停下,围聚在垃圾桶旁,用方言讨论着什么,只有陈立雯,还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每到一户人家,手拿考核表的干部会打开垃圾桶,查看分类情况,根据分类准确率,他用圆珠笔,在考核表上填上分数。分对了的人家,贴上“清洁家庭”的小红花;如果分错了,打分的人会告诉对方,现场纠正。

陈立雯紧随在队伍后面,一位妇女跟她反映,收垃圾的人,把垃圾混着收。陈立雯立刻眉头紧皱。和乡委会合前,她在垃圾中转站翻看垃圾桶时,也是面露难色——那里果真出现了混合垃圾。是源头分类还是收运环节出了岔子,陈立雯不能妄下判断,“要去调查”。

考核完毕,一行人来到乡政府开会,讨论刚才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。(张若水\摄) 考核完毕,一行人来到乡政府开会,讨论刚才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。(张若水\摄)

6

车窗外是管村干净的街道。陈立雯陪同外省领导们,抵达了最后一个目的地——东阳乡垃圾分类教育(展示)中心。大家陆续走进展厅,听陈立雯的介绍。较年轻的男人举着手机,对着墙上的展示图片一阵猛拍,很快,3个展厅参观完毕。见桌上摆着《垃圾分类在东阳乡》的小册子,领导们一人拿了一本。

在管村的垃圾再生馆,陈立雯给领导介绍农村垃圾分类知识。(张若水\摄) 在管村的垃圾再生馆,陈立雯给领导介绍农村垃圾分类知识。(张若水\摄)

“你们是个什么组织?”一个领导再次问道。

“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一样,我们是个环保公益组织。”陈立雯耐心解释,“不断去辅导不同地方的垃圾分类,把东阳乡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教育基地,让别人看得到这个地方,并且推广这个地方,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。”

“谢谢陈老师,我们今天学习到了。如果需要什么资料,我再跟你要,咱也有你的微信,你再发我一下。”说完,几个人便急匆匆奔赴下一个行程。

接待完远道来取经的领导们,陈立雯回到龙溪村准备晚餐。作为一个吃素12年的人,做饭是一件很简单的事,在面条里放些绿叶菜,或者用蒸锅蒸些毛豆和红薯。

她身体力行地过着有节度的生活:洗菜的水,留着洗碗刷锅;十几年不买衣服,发现二手衣物变多了以后,她叫朋友别再给她送了。龙溪村附近有一条路,上面长了上百棵无患子树(江南随处可见的绿化树),一有空,陈立雯就去收集自然掉落的无患子,晾在篮子里,能用来洗头发,洗衣服。用无患子不会产生消费和污染的问题,也不涉及包装,这样,就不会产生垃圾了。

在龙溪村的住处,陈立雯给刚刚开垦的菜地锄草。(张若水\摄) 在龙溪村的住处,陈立雯给刚刚开垦的菜地锄草。(张若水\摄)

在陈立雯看来,垃圾不是凭空消失不见了。十多年来,城市的垃圾是往农村转移的,最终,它们会通过空气和水,回到每个人的餐桌上。

解决垃圾问题,还有很远的路要走,“没有一招制胜的方法,或通过某项高科技‘噌’一下就解决了。它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,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,需要所有力量的滚动,再自下而上”。

乡村是一个切入点。2019年春节,因为担心打工返乡村民会破坏刚刚展开的垃圾分类,她和团队组织东阳乡100多个孩子做垃圾分类志愿工作。“10年、20年之后,当他们走入社会,起码他会对这个垃圾是有思考的。”她从来不指望,凭一己之力能改变世界,“这不现实”,她也不期待,一个社会治理过程会是完美的,“我们需要一步步来”。

两年下来,东阳乡更干净了,村民有时会奇怪:陈立雯怎么还在这里?他们打心里觉得,这个事情,她做得挺好。

这是她进村分垃圾的第4个年头,有人因此将她和“伟大”联系在一起,但陈立雯不这么认为。“跟‘伟大’这两个字靠不上边,”她说,“看到一个社会问题,有人去面对去解决,这是正常的事,我只不过是顺从自己内心的选择,做自己想做的。”

事实上,在现阶段,风险随时可能出现。2019年1月31日,上海通过了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,垃圾分类被正式纳入到法治框架。未来某天,东阳乡甚至更广大的地区,会迎来这样的行政治理政策吗?陈立雯始终期待着。

横在面前的困难还有很多,但碰到问题就扭头不干,这不是陈立雯的性格:“我是不会被轻易地退缩的,只要这个现实当中有空间做事情,我还是想做事情。”

参考文章

[1]“东西同异”公众号

[2] 江西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,环境保护部

[3] 挑战农村1.8亿吨垃圾,海归女硕士展开垃圾分类的改革,箭厂视频

[4] 环境学硕士、海归陈立雯:垃圾分类进农村,与种植业结合“找出路”,封面新闻

作者:张若水 崔斯坦

编辑:简晓君

题图:张若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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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:许梦颖_NBJS1091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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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2021-2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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